中国芯片还有戏吗?

中国芯片还有戏吗?
中国芯片还有戏吗?

中国1982年即成立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,简称“大办”。“大办”上一届主任是马凯,现在是刘鹤。国家层面设立一个产业的领导组织,政策力度已经够大了。针对芯片发展,1990年有908工程,1999年又有909工程,2000年国务院专门发了关于芯片发展的18号文件。

863计划向芯片重点倾斜。十大专项基金设立之后,01号、02号项目都给了芯片。2014年,几十个院士又向国家领导人写信,成立了专门扶持半导体产业的“大基金”,即大型集成电路发展基金,基金第一期募了一千三百亿,当时的工信部财务司王占甫司长做董事长,今年又开始第二期,两千一百亿,股份制,包括财政部、烟草总公司等二十几家股东,工信部办公厅主任楼宇光担任董事长。无疑,正在起草的十四五规划,芯片仍将是重中之重,许多地方,也把芯片列为重点发展产业。

产业政策很重要,但政策不是万能的。问题有三:其一,政策自上而下,全面撒网,没有专注于细分领域突破。而细分领域由谁来突破?只能是离市场最近的企业家。所谓细分领域,实际上是由企业来定义的,企业做大了,一个细分领域就成立了,但做规划的人并不知道哪一个细分领域可以做大;

其二,基金到了企业,尤其大型国企、央企,很可能都搞了基建,因为企业领导人都是一届、两届,能看到的效果就是盖房子。如果搞基础研发,搞人才投入,任期内很难看到效果,宁愿买技术赚快钱;

其三,所有相关政策和项目的制定者以及评审专家,大都是从央企、大学抽调,委员专家不可能完全中立,既是裁判员,又是运动员,无人为项目负最终责任。

比如说1982年时,“大办”确立了两基一点的芯片产业选址布局,两基是江浙沪和京津沈,一点就是西安,哪里能想到却是深圳、成都异军突起。举国体制有其优势,但技术创新的主体,永远是企业。举国体制和市场主体之间是一对难以协调的矛盾。事实上,中国政府在芯片产业上投的钱是全世界最多的,甚于美日韩,也甚于欧洲,至于效果怎样,别人一制裁就知道了。

我对政府主导的“新基建”,也不看好。道理是,“新基建”主要是数字基建、数字经济,这些都是风险投资干的,是投资家企业家干的活,政府主导必然出问题。请问,拼多多、抖音、微信、钉钉、美团、顺丰、滴滴,这些改变我们社会经济生活底层基础的新建构,是政府砸钱能投资出来的吗?

各地引进投资,芯片已成香饽饽。芯片项目满天飞,但很可能又是一地鸡毛。据有关统计,2020年前8个月中国有近万家企业转投芯片行业,包括广西、甘肃都有近百家企业投产芯片。堪称芯片大跃进。资本市场上,VC/PE都在找芯片项目,芯片投资咨询机构遍地开花,专家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中介,相互利用、相互壮胆,又相互带偏。砸钱、讲故事、套现、撤退,中小投资者见芯片如韭菜之见镰刀。做芯片是与时间交朋友,但市场上募资的全是新公司,PPT个个漂亮,但没有产品,有的弄出一个样品就说开始量产。多数企业没有上下游产业链,销售额低,没有利润,甚至没有真正做芯片的研究团队。

前些年某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,从美国买回芯片,然后让临时工把上面的商标锉掉,又刻上汉芯二字,骗了十一个亿,最为糟糕是是耽误许多国家项目,败坏了产业生态。前些天又爆出,武汉弘芯,一千三百多亿投资,项目暂停,破产在即,国内唯一的七纳米光刻机已被银行抵押。政府和企业,无视芯片企业的研究基础、团队基础,好大喜功,惨烈翻车,令人唏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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